民企从业人员频现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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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同时,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然而,民营企业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民营企业腐败分两个部分,即“企业家”腐败和企业内部腐败,特别是针对企业内部腐败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成了被忽视的反腐败盲区。

● 近年来,民营企业腐败处于高发状态。大型民营企业员工收受商业贿赂呈现涉案人员普遍年轻并具有高学历、受贿额总体偏大、受贿岗位分散、窝案频发等特点

中央统战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我国民营企业近2500万户,对国家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城镇就业超过80%。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腐败问题仍处于高发状态。2017年4月,由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家连续3年贪腐犯罪占当年犯罪总数的比重均超过25%。该问题的解决状况不仅关乎国民经济运行质态,也将直接影响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

● 由于立法失衡和区别对待,民营企业在公平竞争、资源配置、行业准入等方面处于劣势,导致官商勾结、权利寻租和商业贿赂等腐败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然而,当前企业家行贿之风仍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企业内部腐败治理还存在诸多认识误区,以及存在公私所有制保护差异、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等问题,值得深思。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创新的前奏。笔者认为,聚焦民营企业腐败问题,应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办案原则,坚持“行为主义”,抛弃公私身份差异,整合相关资源,将民营企业腐败预防纳入监察委反腐败范围,构建更宽泛的国家惩治预防腐败体系,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 随着反腐大幕拉开,更多民营企业开始审视自身的反腐问题,自曝家丑,提速脱离反腐盲区。建议民企在自查自纠的同时,与国家反腐机制形成联动,增强自身反腐内在动力

三大认识误区

7月16日,美团对外披露称,原市场营销部总监赖某、高级经理梅某某、离职员工路某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北京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首先,对民营企业腐败预防必要性认识不足。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振聋发聩地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社会对行贿的关注度空前提高。然而,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的社会认知和关注度依然很低。有些人片面认为民营企业产权结构清晰,企业老板对自己财产看得紧,不会产生内部腐败。

金沙国际官网,7月17日,360公司发布内部通报称,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黄某,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涉嫌受贿罪,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客观上,随着企业发展壮大,老板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监督的。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理层受委托管理企业,掌握企业物资采购、财务管理、工程建设等重大权力。

日前,《法制日报》记者从内蒙古警方获悉,二连市民贸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引进肯德基过程中,董事长王某江向时任天津肯德基有限公司开发部工作人员王某银行卡内汇款100万元,具有犯罪嫌疑。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民营企业经营管理阶层也会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民营企业腐败预防是国家反腐败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民营企业腐败问题处于高发状态。有专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反腐动作一锤接一锤,令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但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忽视了大批民营企业同样面临严重的商业贿赂和腐败问题。

其次,对民营企业腐败社会危害性认识不深。社会普遍认为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的,花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钱,民营企业腐败没啥社会危害。其实不然,“企业家”腐败即企业高管在处理企业外部关系时,也会花钱买市场,也就是行贿。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反腐大幕拉开,更多民营企业开始审视自身的反腐问题。从曾经的家丑不愿外扬,到如今的自曝家丑,大量民营企业正在提速脱离反腐盲区。

近年来,伴随着众多高级别官员的落马,刘卫高、赵晋、徐明、周滨……一些“关键商人”围猎党政干部的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从中可以清晰透视,老板行贿对政治生态的污染。

不过,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反腐的相关立法处于滞后状态,需要从国家法律层面完善。民企反腐不仅要自查自纠,还要与国家反腐机制形成联动,增强自身反腐的内在动力并主动出击。

2016年3月,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联合法治周末报社、法人杂志及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共同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指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等贿赂犯罪已成为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的标签之一”。

中央统战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现在我国民营企业近2700万户,对国家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城镇就业超过80%。

企业内部腐败实质依然是权力寻租,其造成资源配置失衡,背离价值规律,进而提高经营成本,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态。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腐败的代价》指出,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腐败正在增长,每年至少耗费5000亿美元,是2012年所有对外援助资金的3倍。

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其存在的腐败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关注。

再次,对民营企业反腐败主体责任认识不清。一些人认为,民营企业都是老板的钱,企业内部腐败预防是老板自家事儿。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民营企业运行在社会大背景之下,民营企业腐败既损害企业利益,又影响社会经济健康运行,败坏社会风气。

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中混合所有制的建立,企业中既有不同私有主体股份,也有国有股份,并且在企业上市情况下,还包含中小股东利益,民企也随之有了公共属性。民营企业腐败的“买单者”岂止老板个人,政府在民营企业腐败预防中的主体责任怎能或缺!

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现状调查》报告,从业务环节来看,销售和采购环节发生舞弊的概率最高,分别占31%与26%,舞弊者来自销售与采购部门的比例也是最高的。按性质区分,舞弊案件最高发的类型为收受贿赂,占比为26%。

行贿犯罪查得少、判得轻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得知,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受贿罪。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将受贿罪的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专门设立了商业受贿罪,用以惩处公司、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罪名。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在第七条修改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处罚。

当前在深入推进“打虎拍蝇”反腐败斗争中,由于国家采用抓大放小和分化瓦解策略,造成行贿犯罪查得少、判得轻的局面,对“企业家”腐败治理产生负导向作用。

随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一罪名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在立法上,现行法律轻行贿、重受贿,受贿罪最高法定刑可以判处死刑,行贿罪最高则可判无期徒刑,并且明确规定减轻或免予处罚情节。在纪检审查和司法实践中,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以依法处罚,而为有效查办案件,纪检、反贪等部门在查处行贿犯罪时,除情节特别严重外,只要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一般对行贿者都会从轻甚至免予处罚,行贿老板成了经济上的受益者。

在深圳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担任生产部经理的姜某某,先后以买房子、投资等为由,向多家供货商索要近150万元,并对相应的供货商提供关照,造成一些供货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送货短缺、供货价格虚高等问题。最终,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姜某某有期徒刑7年。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会发现,2015~2016两年间全国法院公开的一审受贿案件裁判文书8100多件,而同期公布的全国一审行贿案件仅3200多件,佐证了国家对受贿、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强弱。

根据京东于2018年8月发布的反腐公告,在16例已查处的典型案例中,有11例涉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好处费、礼品或贿赂,其中多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刑法修正案》公布后,增加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罪名;增加规定行贿犯罪的罚金法定刑;严格限制行贿犯罪免予追诉和减免处罚的使用条件。在监察委全面布局之下,公众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增加充满期待。

一位不愿具名的检察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大型民营企业员工收受商业贿赂已呈现出涉案人员普遍年轻并具有高学历、受贿额总体偏大、受贿岗位分散、窝案频发等特点。“虽然涉案人员学历偏高,但法律意识却非常弱。他们认为收些回扣属于潜规则,不知道民企员工收受好处费也涉嫌犯罪。”

所有制歧视

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商业贿赂带来的损害不容忽视。

由于我国采取国家主义立法原则,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都受到“公尊私卑”思想影响,我国现行法律有明显身份法律特征,民营企业财产在国家反腐败中没有得到同等保护。

广东某企业的负责人说,商业贿赂不仅虚增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侵蚀了利润,还损害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一是在立法上,罪与非罪的差别。如《刑法》第167条规定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犯罪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民营企业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而被诈骗,致使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则不构成犯罪。

打击民营企业腐败,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当前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民企内部,商业贿赂犯罪形势不容乐观。从目前的案发情况来看,反腐败对于民企来说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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