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金沙国际官网:?

作者:新闻中心

刘震云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由他作品改编的电影,我还看过一部《一九四二》。这两部电影能够在中国被拍出来并且放映,大概是恰好落在广电总局的生杀边界上。
  我几乎没有接触过官场内的人,暂时也没有走这条路的打算。关于官场上的事,几乎都是吃饱了和朋友闲聊,或酒局上听了几句胡话,才略晓一二。中国酒局有个有趣的地方,只要两杯酒下肚,几乎所有不在官场的中年男人都会变身政治家,指点江山,小到县长市长的轶事,大到国家政策方针的得失,再大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我国的战略布局,似乎无所不知,这也导致我从小对“政治”一词就没有什么好感,直到本科我开始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英国一位哲学博士写过一本书,书名译成中文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顾名思义,其内容大概与《看不见的猩猩》很像,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成语“一叶障目”恐怕无法准确描述这一现象,因为它多从生理角度评判。与之看似无关联的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许能代表这种一厢情愿。

  说回电影(以下有剧透),片头就交代了李雪莲告状的起因(虽然是假的):为了多分一套房子,和丈夫假离婚,办了离婚证,丈夫净身出户,谁知刚分得县城的房子,丈夫(前夫)就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离婚证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们确确实实已经离婚了,因此,当李雪莲到法官那上诉时,法官的判决可以说是“对”的。但闹剧的荒诞之处在于,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是没有法律上的对错的,只有对我有利的事情才是对的,否则统统都是错的。或许秦玉河在这过程中有欺骗行为,但一无契约二无人证,又或许是离婚之后李雪莲单方面反悔呢?总之,清官难断家务事,私底下的约定并没有法律效力,法官只能按照现有证据来判,没毛病。

《我不是潘金莲》讲的就是这么个故事。所谓的“潘金莲”和范冰冰一样,不过是电影宣传的噱头,与主线剧情无甚关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官场现形记”有些过了头——当然如果打官腔也算“现形”的话,算我白说;至于影片快结束时,张嘉译饰演的马市长“平庸之恶”的说教,也有刻意唱赞歌的嫌疑,不但没起到任何点题作用,反而让观众如吞了苍蝇般恶心。

  关于一开始李雪莲找法官时的送礼,我感觉只是因为她文化程度不高,认为打官司是要解决私人的事情,因此必须要送礼给法官,法官才会出于人情给她办案。法官收下了那不成礼的一点小礼品,这我不认为是贿赂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我喜欢美国CFA协会关于送礼的规定,雇主有额度限制的就限制额度,有利益冲突就尽量避免,同时,必须要进行披露。因为不光美国,许多国家都有给小费的文化,我去餐馆吃个饭,觉得服务员服务不错,我都可以给一些小费,那如果我身为基金经理,为投资人创造了超出预期的收益,投资人想要给我小费——送点礼,旅个游之类——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定要披露。披露的好处就在这里:之后我会不会因为这次收了礼而有失公正,对送礼者特别照顾呢?反正我都把情况披露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监督我。所以我觉得,一切摆到台面上来说开,放在阳光底下一晒,事情就简单了。
  而中国的公职人员收了礼,往往喜欢藏着,披露吧,怕被说闲话,不说吧,那就只能给送礼者办事了,不然不仅无法面对他,以后还会被反咬一口受贿——你看,腐败就来了。那不收呢?亲戚间正常往来送点东西,又不要求你办事,收不收?不收情面上说不过去吧。那万一以后又有了事要你办呢?又或者一个远房亲戚是个农妇,就给你送了点腊肉,你说现在严打不能收,但就一点腊肉,完全不会对你的经济状况有多少提高,你把它看成行贿又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送礼,也不光是求人办事才会送礼,需要维护关系、表达感谢,送礼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既然送礼无法避免,那堵不如疏,干脆就规范“送礼”这个行为,比如借鉴一下CFA协会的规则,要求公职人员收礼必须披露,效果或许会更好?就和官员公示财产一样,阳光之下,阴暗总要少一些。当然,这只是一介草民的胡思乱想。

因为李雪莲的诉求在法律上根本不占理,如果不是凭借主角光环拦下首长的车,如果首长没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地“治理贪腐”,如果不是出现在刘震云的笔下和冯小刚的镜头下,李雪莲就是万千上访群众中的一员,是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顶多尝试三次,她就偃旗息鼓回家熬牛骨汤了,才不会有法院院长追着她叫“大表姐”,更不会有县长市长三邀四请,让她享受“美国总统才有的待遇”。

  之后李雪莲就开始了她的“上访之旅”,一级一级往上走,把事情闹大。
  我刷微博的时候常常会见着一些无名小号,在各大政府官微中评论,状告xx贪官。这虽然是匿名举报的一种,当地的检查机关、信访机制也可能确实出了问题,让百姓无法伸张正义,但谁又知道,这些喊冤诉苦的“窦娥”,他们口中的“正义”,是否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虽然有时候小民正义得到了伸张,我见到也会大呼一声痛快,但我深知这样的上诉对社会来说是没有效率的,特别是越级上诉。因为每一层级的官员所具备的技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村官可能对处理村民小矛盾非常在行,但一个市长的技能又在于对城市各项发展的把控,你让市长去处理村民矛盾,他不见得会处理得比村官更好。而到了省 长那里,他的技能又是更高一层次的把控和规划了,小矛盾闹到他那,影响了他的工作,最后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村民之间的小矛盾,就该村官来解决,各级官员就该各司其职,这不仅是效率与机会成本上的考虑,更是因为不同级别的官员技能不一样,小矛盾越级找更大的官,他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由此来看,县长开溜,副市长绕着走,市长最后下令“把她弄走”,全都在情理之中,很多人都觉得这是讽刺官场踢皮球现象,我看还真不是,政府本身就无权更改法院判决,如果真有腐败,也是检察院的事。当然,走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是必须的,但如果身为市长了,决不能把调解民事矛盾作为自己的工作,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虑解决更多人的矛盾,再往上,那就是国家决策层所要做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了。

为了生二胎/分房子假离婚,结果被丈夫欺骗成了真离婚。这件事本就说不清楚,原著中李雪莲也觉得“结婚又离婚”麻烦,准备找人把丈夫秦玉河杀了,这是正常反应。谁知看厕所的妇女跟她说害一个人的最佳方法不是要他命,而是折腾到他生不如死。李雪莲才如梦初醒准备告状。电影删去了这一心态转变过程,第一个镜头就是李雪莲冒着大雨给王公道做工作,要求离婚——有点跳啊。

  在又经历了十多年的闹剧之后,电影中马市长说,“我们是真想帮助李雪莲,还是想保自己的帽子,我看,还是后者居多吧,为了自己的帽子,必然不敢担当,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
  荒诞的地方来了,各级政府都没有做错,十年前大家都莫名其妙被革了职,十年后大家不得不对她层层设防,防止她再去上访。
  这或许也是现在体制的一大矛盾:哪怕是真心实意想要给人民群众解决问题,但很多问题本身就不是问题——只要不符合闹事者的利益,他就会不停闹下去——这都是没法解决的。最后,要不就依“闹”治国,要不就不理不睬。 
  选择依“闹”治国的,比如动物园出的那两件事,动物园可以说哪怕没有过错,最后也一定会赔上一笔钱来安抚。
  选择不理不睬的,就是电影中的情节,闹事者一点点把事情闹大,最后上级追究,因为上级无法明确到底是谁的责任,但只要到了他那里,一定是某个环节有问题,因此各级官员都丢了官,他们才委屈。所以,现在的官员也就不惜用依“闹”治国来平息了事,哪怕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应该这么做。

离婚证不假,经手人老古也出席作证。官司胜负一目了然,王公道如果判秦玉河败诉才是真正的徇私枉法。可打了败仗的李雪莲不是去街坊邻居那儿搜集证据,不是去找秦玉河谈判获取力所能及的最大利益,而是怀疑法官收了别人的好处,去更高级别的官员那里拦车和告状。

  这部电影总的来说不错,特别是后半段我感觉在刻意引导人们同情李雪莲,从而让人再一次地反思:在“同情弱者”的情绪面前,我们是否还能坚持是非,坚守法律?到底应该“依弱治国”、“依闹治国”,还是依法治国?如果不依了“弱”、依了“闹”,会让自己丢了乌纱帽,那自己是否还会坚持?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抛开争议较大的圆形画幅和范冰冰演技的槽点不说,只说情节,能给人这些思想冲突点和思考点,不愧刘震云的水平,这也不失为一部好电影。

不要跟我说这是人物性格使然,没文化不代表没脑子。李雪莲后面坚决不签“不上访”的协议书,为了去北京特意绕远路躲民警,就证明她不傻。她明白现有规则对她不利,她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胜诉。但她依然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她相信北京总有个明白人,能绕过程序正义为她伸冤。又或者说,她“要的就是这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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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个问题。冤,哪里的冤?李雪莲真有这么委屈吗?起初她闹这么一出,是为了向人证明是秦玉河出轨,是为了闹的秦玉河妻离子散。可事实上她的目的不难达到。首先旁人都不是瞎子,一边是秦玉河前脚刚离婚后脚就结婚,一边是李雪莲一直上诉表决心。谁真谁假,一目了然。其次十年后秦玉河也说了,这么多年他老婆一直被人戳脊梁骨,患抑郁症有5年了。秦玉河固然可恶,可话糙理不糙,他老婆和他被逼急了,也可以去告状。不是只有你李雪莲能闹。

再来说说那些官员。一个个没说几句话就被李雪莲扣上“贪赃枉法”的帽子,没露几面就被革职查办,真有那么不堪?王公道是最唯一经历了十年诉状的人,当年的案子正是他“太作为”导致误判,后面好不容易当上院长还要跟李雪莲攀亲戚。当官的年年给一个村妇送礼,好话歹话说尽,还要夜夜担惊受怕。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也不是帮不了,而是没法帮,因为这件小小的离婚案从法律上讲没有误判。

影片中,官员的行为还被美化了。比如十年前李雪莲被请去喝茶,在小说中她被关在肮脏阴暗的拘留所,每天咸菜馒头,受尽了苦。可在电影中,她出来没掉一斤肉,脸上依旧白白净净,还收了拘留所为她准备的年货。十年后她与官员的权力地位倒错,为了一件无厘头的案子,一众官员对她客客气气,只差下跪求饶。一切只源于当初首长在人代会上几句话,听起来着实荒诞。

十年间,李雪莲的仇报得差不多了,官员也承受了那么多年压力。一切本该结束。可李雪莲的上诉已经不是为了“假离婚真离婚”,更不是为了证明“我不是潘金莲”。事实上,李雪莲和秦玉河究竟孰是孰非早已无需法律验证,李雪莲的不忿一直源于人们的“不信任”。十年前她怕人们不信自己清白,十年后她恨人们不信她不去告状。多年来“告状”成为她的习惯和精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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